《黄河图说》 明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
《九鸶图》 明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
《瑞莲诗图》 明弘治七年（1494）
“为民请愿，宁敢畏难”反映黄河治理的《黄河图说》；寓意“清廉勤俭，不忘初心”的《瑞莲诗图》；高洁虚怀、清雅坚贞的《梅兰竹菊图》……近日，西安碑林博物馆主办的“刻图化民——明清石刻线画中的信仰世界”原创展览启幕，精选我国明清时期的石刻线画拓片65件（组），为人们系统呈现了明清时期陕西地区的官宦、文人和百姓的信仰世界，帮助人们了解当今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过程，真实体验明清时期陕西文明的文化内涵。据悉，此次展览是全国首次举办的明清石刻线画专题展，大部分展品为第一次公开展出——
通过图像来读史
65件（组）里60%展品为第一次展出
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众多石刻收藏品中，石刻线画独具特色，在艺术学、图像学、历史学、民俗学和宗教学等多个领域均具有极高价值。然而，长期以来这批石刻线画没有被公众所熟知。“虽然秦、汉、隋、唐的陕西重要而繁华，遗存也非常丰厚，实际上对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影响是有限的。而明清两代的信仰观念和政治思想对当今社会却产生着深刻影响，这部分内容很多都隐藏在西安碑林所藏石刻的背面石刻线画当中。”策展人、西安碑林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杨兵介绍，明清两代是石刻线画发展历程中的变革时期，体现出将正统思想中儒、道、释与民间信仰相结合的鲜明特征，出现了刻图画、宗教画、寓意画和风俗画等多种类型。明代的石刻线画在延续宋代济世刻图传统的基础上，兴起了借用图像传播思想、教化民众的寓意画、名人圣像等新类型。清代又塑造出多种神道鬼怪、降魔捉妖、祈福延寿的人物形象，借景抒怀的独幅山水画、花鸟画盛隆一时，表现出民间信仰的多样性。百姓通过刻画这些形象，传播祈愿美好生活、除灾兴邦、阖家欢乐的朴素信仰观念。
“这个展览不是讲艺术，而是通过图像来读史。因为在这些石刻线画背后，是国家以刻图的方式将治理思想融入百姓生活，以实现‘刻图化民’的目的。我们把相同类型的形象放在一起，在同一类里面又按时代顺序排列。通过时间流变，可以让观众了解这些图像生成的轨迹。比如，孔子的形象在不同时代是怎么演变的？关帝的形象是怎么演变的？在这样的策展理念下，我把展品分为了四种类型：第一单元‘济世安邦’，是刻图类；第二单元 ‘人神共福’，是宗教类；第三单元‘崇德敬礼’，是寓意类；第四单元‘福寿康宁’，是风俗类。同时又提炼出了多个专题贯穿于展览之中，如孔子专题、观音专题、达摩专题、仕宦专题、梅兰竹菊专题、关帝专题等。”杨兵介绍，这65件（组）里面60%的展品是第一次展出。其中有30件拓片的原碑石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碑林展线上，但一般观众到碑林很少关注到它们，甚至根本就没发现。因为这些石刻线画很少是单独刻碑，而是依附于某一个碑的碑阴或者碑侧。还有些原碑石是在库房里，为此他们做了一个“寻宝图”，通过这个互动项目，观众可以根据它找到这些拓片的原碑位置，以观碑石原貌。杨兵认为，通过明清石刻线画的展示，能把曾经不被公众所关注的明清时期的陕西文明以多维度、形象化的方式呈现给公众，推动人们全方位对陕西文明的认知，更深感受到陕西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无限魅力。
“为民请愿，宁敢畏难”
《黄河图说》：杰出的黄河治理专题刻图
黄河文明与秦岭文化自古至今是陕西文明的重要部分。人类在与自然共处中，与各种自然灾害抗争，并对超常自然现象进行了观察记录。将这些抗争和超常自然现象以刻图的方式刻于碑石之上，始于北宋时期，至明、清两代依然延续着这样的传统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人们表达灾害灭除、黔首康定、利泽长久的济世安邦思想。
黄河被誉为华夏文明的摇篮，其在陕西境内绵延719公里，流域面积占陕西总面积65％，黄河孕育了陕西文明，黄河文明代表着陕西文明。明清两代，黄河中下游水患不断，陕西地方官员勤政治世、赴水患之地为解百姓之忧，常常带领百姓治理黄河水患，以保一方平安。此次展览中，有三幅石刻线画作品都表现了这一主题。 第一单元“济世安康”区域，展出第一幅石刻线画图就是《黄河图说》，该图全面反映了明代中期黄河分流时期的运河和黄河情形，系统总结了明代治理黄河和运河的方略，对研究明代中前期的黄河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《黄河图说》明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由刘天和撰并书，反映了黄河在河北、河南、安徽等地五次入运河给当地百姓生活所造成的灾害，记录了自己曾任陕西巡抚，用四个月时间带领役夫14万多人完成疏通黄河工程的情况。《黄河图说》左上角为《古今治河要略》，整理记录了《禹贡》中关于黄河的部分内容，以及贾让、欧阳修、任伯雨、欧阳玄、余阕、宋濂等人的治河策略和言论。右上角为《国朝黄河凡五入运》，记录黄河五次改道入运河及治理的情况。图中所标注的地点、山峦、州府、河堤等与史料记载相合。图左下角刻《治河意见》，是刘天和本人对治理黄河的看法，他总结出黄河频繁泛滥、改道的原因，颇有见地。 同时，刘天和在《治河意见》中记录了其身体力行，亲自勘测，在风吹日晒的恶劣环境中脚踏泥淖，考察各地水闸情况，广泛征询治河意见，多次反思前人对水患的说法，总结出黄河不断变道的六个原因。嘉靖十五年（1536）刘天和回陕改任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时，才使图刻石置于西安碑林。此外，此次展出的明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的《黄河残图》，清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）《黄河三界图》，都真实记录了黄河改道和受灾情况。
秦岭素有华夏文明龙脊美誉，是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分水岭，太白山为其主峰，海拔3771.2米；华山位于秦岭北麓，海拔2795米；太白山、华山自古就被作为雨神崇拜。太白山祈雨最早记录是唐德宗贞元十二年（796），华山则是在东汉桓帝延熹四年（161）。历代人们登太白山、华山祈雨所表现出的精神信仰是秦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此次展出的清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）绘刻的《太白全图》和《太华全图》记录的正是康熙三十八年、三十九年陕西大旱，时任三秦观察使的贾鉝两次登华山，一次攀太白山祈雨的过程。贾鉝第一次登华山祈雨于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）三月二十日“母难之辰”登临南峰，祈雨未果；第二次于三十九年五月登华山祈雨，并三宿山巅，仍未果；第三次于三十九年夏天攀太白山祈雨。太白山险峻十倍于华山，从未有人攀至山巅，川陕总制席尔达劝其不可登太白山，贾鉝豪言道“为民请愿，宁敢畏难”。 贾鉝经过艰难险阻，终至山巅，获大雨倾盆，诚心所致。
在这些刻图中，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，从黄河到秦岭，明清时期的陕西地方官员在与自然抗争的过程中，更多体现的是执政为民的思想，反映的是陕西文明核心的价值观念。
秦藩治理与地方儒学
《瑞莲诗图》：寓意“清廉勤俭，不忘初心”
此次展览中极具价值的展品《瑞莲诗图》，是明弘治七年永寿王朱诚淋为他的哥哥第七代秦王朱诚泳刻绘，反映了明代秦藩当中的宗族交往和信仰观念。
明代实行藩王而治，清代则以衙署作为地方管理的主体，由此所形成的仕宦阶层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独立且重要的支撑。他们在处理“为官之道”与“治国之策”的关系中，常常以儒家思想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准则，并将此观念隐喻于图画之中，以达到广泛传播独立人格的心理诉求，从而形成了带有鲜明地方色彩的儒学思想。
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，将其26个儿子分封到各地做藩王，二儿子朱樉分封到陕西任秦王，朱樉第五子朱尚灴封为永寿王，其后代分别世袭王位。朱诚淋为何要刻《瑞莲诗图》？这和朱诚泳又有什么联系？据考证，这里面有一个故事。在秦王府的东门——体仁门外曾举行过两次赏莲之会：一次是藩王宗族和全城文人雅士公开赏莲，在赏莲会上，大家都在用荷花来夸赞朱诚泳的贤德；第二次是在弘治五年，这次是身边亲近官员的私会。《瑞莲诗图》上半部分跋文里说的是集合宗藩及文人雅士共同赏莲，所以可以肯定说的就是第一次的公开赏莲之会。为何大家都在赏莲之会上夸赞朱诚泳？因为朱诚泳执政为民非常勤俭，而且有很好政绩。比如他在西大街正学街建“正学书院”，让宗藩家族子弟、王府保卫人员的子弟都可以读书上学。他还修水渠扶持农业，留下了很好口碑。而朱诚淋生活奢靡，在西大街永寿王府建了一座九层楼阁。建好之后，朱诚泳给他题写匾额挂上，还写诗记录此事。朱诚泳写的这首诗叫《处善楼为永寿王东轩题》：“百尺危楼喜落成，九重赐额一时荣。圣经浩浩乾坤大，祖训谆谆日月明。莫向绮罗丛里醉，直须韦布境中行。传来天语南山重，好学间平享令名。”劝导弟弟不要沉迷奢靡的生活，要谨记祖训，好学上进，这样才能在宗藩族群里留下美名。在朱诚泳写这首诗教育他之后，朱诚淋刻了这幅《瑞莲诗图》立在孔庙，来表达对哥哥教育他的态度的回应。
《瑞莲诗图》里刻画了四种植物。第一种是荷花，而且是并蒂莲花，莲花出淤泥而不染，代表清廉。第二种植物是红蓼，花密红艳，适应性强，适于观赏，但气味辛辣，人困的时候拿红蓼花在鼻子上一晃，就把人熏得清醒了，用这个特点比喻人不忘本。第三种植物是茨菰，它叶子锋利但不伤手，用这样的特点比喻人品行端正。第四种植物是香蒲，有细长的叶子，叶子嫩时可以吃，老了的干叶子可用来编席子、草鞋，用这样的特点教育人们要生活简朴。所以，《瑞莲诗图》里这四种植物表达了做人要清廉执政、勤俭持家、品行端正的儒家思想。为何要立在孔庙？是因为当时各级官员要来这儿祭孔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来祭孔的官员看到他的态度。
《九鸶图》用九只鹭鸶谐音“九思”
借名字宣扬其父美德
西安碑林博物馆元代《安西王盛德之碑》的碑阴刻着一幅《九鸶图》。这幅刻图上面有“澹然亭”三个大字，再往上还有跋文。画面上是九只鹭鸶在水草边栖息，跋文写的是：“耀州左思明书……兹搜碑洞空石谨刻六十字以□万祀。万历癸巳儿左史敬跋。”由此可见，写跋文的人名字叫左史，他为什么要刻这个图，又是怎样用这幅图来宣扬他父亲左思明的美德呢？
在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，宋、明两代是花鸟画发展的高峰，画面上的形象都很真实，和眼睛看到的一模一样。但宋、明两代还有很大的区别：宋代的花鸟画突出写真，自然界里是什么状况的就怎么画。宋徽宗是文化底蕴深厚的皇帝，他画一只鸟落地的时候，都要观察是鸟的哪只脚先落地，在画上都要表现准确。若是取仕的时候画错了考生就会被落选，要求非常严。而明代的花鸟画，虽然也是写实的，但不是写真的，经常把不同季节的动植物融到一起，这在自然界里是不可能发生的。为何会这样呢？因为明代的花鸟画有个特别突出的功能就是寓意性。
这幅画上题的作者是吕纪。吕纪是明代特别有名的宫廷花鸟画家。提到吕纪就会提到林良，林良、吕纪就如同颜真卿、柳公权并称一样。林良画过一幅画，是两只仙鹤立在竹林里面。仙鹤在《诗经》里的记录是“鹤鸣九皋”，它的生活环境是沼泽地，而不是竹林，在竹林怎么可能看到仙鹤的踪迹？但林良就是用自然界里不可能发生的现象来表达美好的寓意，用“竹”与“鹤”的谐音来表示“祝贺”的意思。当有官员晋升或家有老人过寿，就送一幅这样的画来祝贺。
《九鸶图》同样是利用了谐音的手法，把九鸶的“鸶”谐音为思想的“思”，借指孔子在《论语》里面说的“君子有九思：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忿思难，见得思义”。这是教人谨言慎行的九种行为规范。左史为什么要把《论语》的“九思”附会到这幅画里呢？因为他父亲的名字叫左思明，就取自论语“九思”里的“视思明”。所以，左史用《九鸶图》来宣扬他父亲左思明的美德。由此可见，明代陕西无论是秦藩族群之间的交往，还是各级地方官宦理政训教，都将儒家思想贯穿始终，其中所蕴含的人生价值观念构成地方儒学的核心，是明代陕西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高洁傲骨的人文情怀
士人时光与百姓日常
士人，是中国古代对知识分子的统称，属于国家精英阶层。“学而优则仕”，明清两代士人群体中，大部分兼有双重身份，即官宦身份和士人身份。他们既是国家管理的重要实施者，又是社会生活中对理想世界的追求者。在理政之余，这些官员转换身份扮演起士人角色，寄情翰墨借物抒怀，表达内心孤傲的人文情怀，梅兰竹菊则成为重要表现对象。明代万历年间，著名书画家、文学家陈继儒在黄凤池辑成的《梅兰竹菊四谱》上题写了“四君”二字后，开始将梅、兰、竹、菊以“四君子”称呼，从而将这种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观念与梅、兰、竹、菊紧密联系在一起，孕育出中国文人群体独特的心灵世界。梅，高洁傲骨；兰，优雅空灵；竹，虚怀守节；菊，清淡贞洁。明清两代的士人将描绘“四君子”作为消磨时光的重要方式，同时也将这种中国人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以诗画的形式发扬光大。
此次展出的清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）《香节图》刻画的是倚石而生的兰花和数丛翠竹。翠竹挺拔，兰叶舒展，怪石嶙峋纹理清晰，钤“借此消磨岁月”印，点明了贾鉝描绘兰花、翠竹的真实状态。同时，跋文记有“清芬隽永者，兰之德。劲直不屈者，竹之操。故兰为王者，香竹有君子品。……兰竹者，非失之太柔，则过于太刚，求其刚柔相济，气韵相生”。表达了贾鉝借竹、兰的性状，抒发士人追求高洁气格的美好愿望。清乾隆十二年（1747）李逢春写《三友图》刻绘由老梅、苍松、翠竹组成的“岁寒三友”。老梅向上盘曲挺立，梅梢直指苍穹；苍松从画面的右下端斜插而出，苍老而劲峭；翠竹迎风而动，竹枝弯而不折，韧性十足。它们同发一端，不惧风寒，巍然屹立。在画面的左上方刻题记一则，记述了李逢春在古稀之年，卸任还乡，将“松耐岁寒，梅有高节，竹空而受谦，尊而光也”的品格作为自己追求的理想，借图抒怀，以期永传。
世俗生活中，人们常常崇信道教来实现长生的理想。福、禄、寿三星很多，随着民间信仰深入人心，将松鹤、牡丹、魁星等形象作为代表长寿、安康、文运的典型形象。通过描绘这些形象，更加便于百姓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祈盼，使之成为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。这些信仰成为明、清时期百姓日常生活中主要的精神寄托。清康熙年间（1662—1722）邓霖写《张仙送子像》描绘张仙骑在马背上，怀抱一童子，左手持一副弓箭，寓意护佑怀中的童子。空中刻一组三位人物，前面一人举旌旗引路，中间一人骑于麒麟之上，后面一人捧官帽随行，表现麒麟送子、天官送爵。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，崇尚多子多福，重视传宗接代，把有无子嗣继承家业看作是一个家庭兴衰的标志，因此对送子神灵格外信奉。清康熙年间（1662—1722）赵希献写《福禄寿三星图》，表现了百姓祈愿富贵圆满、长生无极、多子多福、吉祥如意的生活观念。
士人与百姓代表着不同社会群体，但二者对生活所表达的心里诉求是相似的，都是努力追求各自心目中所认为的理想世界。不同的是士人的闲暇时光是感怀人生，而百姓的日常更多的是以纳福呈祥作为生活目标的。
